女性生完孩子年收入平均下降20％，光延长产假有什么用？

发布时间：2025-07-07 11:24:07 来源：低眉垂眼网 作者：探索

女性生完孩子年收入平均下降20%，女性光延长产假有什么用？生完收入

一个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值得相信的。

——经济学家罗纳德·科斯

文 / 巴九灵（微信公众号：吴晓波频道）

近日，孩年民政部发布的平均统计数据显示，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量为763.6万对。下降

这是％光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、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，延长有什用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。产假763.6万对仅为2013年结婚最高峰的女性56.6%，换句话说，生完收入8年时间，孩年中国的平均结婚率几乎腰斩。

与结婚率一同下降的下降，还有生育率。％光在传统观念中，延长有什用结婚、生子，这些是人生的必选项。但在现代社会，结婚、生育不再是必选项，而是成了一项经济决策。

今天这篇文章，主要讲的就是生育这项经济决策。

不久前，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（2022版）》显示，全国家庭0—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.5万元，在北京为96.9万元，在上海为102.6万元。

而面对不断下降的生育率，各省份普遍实行的“催生”政策是延长产假，给女性多放60—90天的产假。尽管实际效果尚无法测算，但如果要大胆下个结论——基本上没戏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低生育率背后的“隐形原因”：

女性的机会成本

近年来，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，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对此，国家卫健委分析原因：

① 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；

② 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；

③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。

这些都很关键，但小巴想补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——女性的机会成本。

简单来说就是，生育孩子会让女性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，尤其是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，这也被称作“生育惩罚”。

经济学家对“生育惩罚”进行了测算。以丹麦为例，孩子出生前，夫妻双方的收入变化轨迹基本一致，一旦孩子出生，平均而言，父亲收入没有变化，而母亲的收入会下降。长期观测到孩子20岁时，母亲的收入依然比父亲低21%。这个差距主要是因为，生育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3.4%，即使是回到职场的女性，工作时间也减少了6.5%。

Adda、Dustmann和Stevens三位学者利用德国普查数据，并结合模型，绘制了养育孩子对女性收入的影响，如下图所示，最上方的蓝色实线为男性工资随着年龄增长的上升曲线，第二条红色的线是模拟测算的女性不生育情况下的工资曲线，最下面两条，一条为女性生育后的真实工资曲线，另一条则是模拟女性生育后的工资曲线。

可以看出，生育孩子对女性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，换算到绝对值后，收入减少的幅度在15%—20%。

那中国呢？以国际上多份报告显示的“养育孩子导致女性收入下降约20%”为衡量标准，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等人在《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》一文中，测算出了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惩罚为57万元。

具体的算法为：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，35128*20%*平均每年11%收入增长*生育惩罚年限=57万的生育惩罚。

* 过去10年和20年，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10%—12%，以11%计算。2021年平均生育年龄28岁，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龄50岁，中间有22年的职业生涯。

按照这个算法，城镇女性的平均“生育惩罚”为77万，农村女性的平均“生育惩罚”为31万。此外，从不同城市来看，在上海高达127万，北京则为122万。

这样一算，女性因为生孩子而付出的牺牲变得清晰可见。

生育后重返职场还能有所发展，如果是回归家庭呢？金融学者香帅做了个形象的比喻，如果不考虑感情因素，单纯从金融角度分析，全职太太是个风险很高的金融资产，因为现金流对个体标的（丈夫）品性、能力的依赖度很高，而且资产流动性低，需要很高的风险溢价。

这可以归纳为女性生育后的不确定性成本，比如：做全职太太风险高，一边上班一边带娃导致压力大负担重，患上产后抑郁症等等。

此外，夫妻双方都会因为生育而产生消费降级，但女性更甚。

《香帅中国财富报告（2021—2022）》显示，没生孩子前，50%以上的女性会购买高价手机，生完娃这个数值呈断崖式下降。使用2000元以下手机的人群中，已育女性的比例大幅高于未育女性。

可见，女性就是这么一步步被“劝退生育”的。

最近刚播完的电视剧《我们的婚姻》中，大龄未婚女青年黎小田有这样一段台词：“所有的钱都可以花在自己身上，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充实自己，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拓展自己的边界，就是这么自私又快乐。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部分女性的真实心声。

延长产假的成本，由谁来支付？

面对低生育率的难题，各省份的普遍解题思路是，在国家规定98天产假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延长产假至158—188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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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长产假的初衷是为女性争取更多的生育福利，目标是提升我国的生育率，实际效果有待验证，但不少分析认为，政策很可能产生副作用。

比如，梁建章、任泽平等专家在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（2022版）》中指出，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，有利于家庭育儿，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，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，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。同时，产假过长，女职工过长时间离岗，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，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。

资深人力资源专家，《华为灰度管理法》作者、百森咨询创始人冉涛认为，延长产假过度保护女性职工的权益，但没有充分考虑用人单位的利益。

“这项政策在公务员、国企和事业单位能严格执行，但竞争激烈的民企实行这项政策的成本过高，尤其是在利润率不超过10%的制造业、原材料价格大涨摊薄利润的外贸行业，要负担延长产假的用人成本，是比较困难的。”

冉涛透露，早在十几年前，许多大公司尤其互联网大公司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校招时将女生的比例控制在20%—30%，主要就是考虑女性生育带来的影响。而如今产假延长2—3个月，大概率会导致企业进一步压缩女性岗位，加剧女性就业困难。

这个看起来是为女生谋福利的好政策，执行起来反而对女性更不公平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

经济学家罗纳德·科斯曾说：“一个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值得相信的。”

也就是说，一项政策能否起到预想的效果，得看这项政策的成本由谁来承担。目前看来，延长产假的成本主要由企业和女性两者在承担。因此，有人形容这项政策有“政府请客，企业埋单”之嫌。

冉涛指出，延长产假很可能导致社会、企业、女性“三输”的结果，提升生育率最终获利的是社会，是为了几十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持续性经济发展，如果仅让企业和女性承担成本，这不公平，也不符合逻辑。

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提出建议：国家财政应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，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。

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则建议，将产假分为强制性产假和弹性产假两部分，主要是考虑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、不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及实力差异、职业女性个体对生育的不同诉求等方面的因素。

关于政府承担成本，目前江苏方面的政策，开了一个好头：

3月初，江苏的新政策中，除了“延长产假60天”，还增加了一条“对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，生育二孩的给予50%的补贴，生育三孩的给予80%的补贴”。这表明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分担企业的用工成本。

“催生”是一个系统工程，

付出真金白银才能起到激励作用

提升生育率并非延长产假一个政策就能带动的，而是一个涉及财政、医疗、住房、就业、教育、托育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。

综合各方的分析，小巴总结了以下几个有助于提高生育率的措施：

◎ 第一，增加男性陪产假，让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。

目前，各地出台的优化生育政策中，基本都设置了男性陪产假7—30天，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。

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在不久前的全国“两会”上提出建议：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—42天，为的是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，避免丈夫缺位。

“作为爸爸要陪着妈妈坐完月子，这时是最需要人的时候。”蒋胜男说，她并不认为生育率低是因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强，要反思的是——我们有没有给育龄男性投入家庭的时间，有没有给育龄女性足够的帮助。

在小巴看来，延长男性的陪产假很有必要，不过更关键的是让男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，拒绝“丧偶式育儿”。

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，职场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12%，但这一差距同比收窄5个百分点，且分化程度连续两年下降。这意味着女性在职场上付出了几乎同样的时间和精力，回家却要“打第二份工”——家务活，这是女性压力和家庭矛盾的来源之一。

爸爸们多参与家务事，能缓解家庭冲突，有利于孩子的成长，也能从根本上推进男女平等。

◎第二，推进0—3岁的普惠性托育服务。

“想生娃，但没人带”，是很多女性面临的现实难题。

冉涛分析了背后的缘由，过去的孩子基本是散养模式，在农村，老人可以批量带娃，在城市，同一个院里的老人和邻居能帮忙照看，这种大家庭模式分摊了小夫妻带娃的压力。如今随着城市化推进，年轻人举全家之力在大城市买房，背上房贷重担，孩子得“精养”，教育压力又重。

“曾经那套大家庭批量带娃的模式被破坏了，但尚未形成新的带娃模式，我们既没有便宜普及的托育机构，众多小家庭也负担不起保姆费，最终养娃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。”

在发达国家，公共、普惠的托育服务被验证能有效提升生育率。我国托育服务短缺，0—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%，一些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到了50%。这几年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但准入门槛高，存在一些制度障碍，总体进展缓慢。

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（2022版）》指出，建议把0—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%左右，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。按照0—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，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，结合50%的入托率目标，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。

◎第三，降低二胎、三胎家庭的住房成本。

“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”，这句话既是调侃，也是现实。

刚过去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多位代表和委员建言献策，比如：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；建议对三孩及以上家庭，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%；建议对多孩家庭提供购房补贴，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等。

◎ 第四，推进教育改革，减少教育内卷。

一出生就怕输在起跑线，中考过早分流，高考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教育的重担是年轻人不敢生育的原因之一。

教育改革非一日之功，但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。

就如人口学者梁建章所说，教育改革太复杂，未来落地的政策很难预测，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难以估计，但天花板非常高，预计能提升高达10%—30%的生育率（即每年可以多100万—300万的孩子）。

此外，还有推进灵活办公模式、保障非婚生育等方式，能直接或间接提升生育率。关于这两点，前不久小巴已写过文章，点击下方阅读。

总而言之，生育不只是女性的事，人口问题是国家的长期战略问题。

为了提高生育率，不仅需要政府推出一系列配套的政策，还需要付出真金白银，给予足够的激励，才能有效“催生”。

写在最后

今天这篇文章理性地分析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，在养娃成本高企的今天，这似乎是一件令女孩们泄气的事。

不久前，一位女性朋友跟小巴聊天时说：“生娃是阻碍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，将生娃比作OKR，如果没有KR（关键成果），那么O（目标）就没必要做。”

末了，她问已经为人母的本小巴：你咋想的？

小巴回：纯说钱，生娃确实是个负资产。孩子也确实制造了那么多一地鸡毛的时刻，但她总让我感觉人生美好而充满力量。

参考资料：

1． 梁建章、任泽平、黄文政、何亚福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（2022版）》，育娲人口研究

2． 王格玮、赵耀辉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》，北大国发院

3． Adda J， Dustmann C， Stevens K．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[J]． forthcoming，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．

4． 刘倩、赵耀辉、张晓波《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》，性别经济学

5． 香帅无花《困境与突围：财富报告之女性专题》，香帅的金融江湖

本篇作者 | 李梦清|当值编辑 | 麻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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